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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拓团的遗留问题
日本政府将日本遗孤分为两类，即“日本籍残留日本人”和“中国籍残留日本人”。日本籍残留日本人是指拥有日本国籍，但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并在中国大陆定居，在1945年9月2日以前就拥有日本国籍的人；或者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本人在中国大陆出生定居，直到现在仍然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后者是指1945年9月2日以前拥有日本国籍，现在拥有中国国籍，并且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并定居在中国大陆的人；或者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本人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并定居在中国大陆，现在拥有中国国籍的。
日侨中大部分都是日本国策移民计划的一员，内蒙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机构及伪满当局设立的企事业立刻土崩瓦解。在这一历史的瞬间，分驻在东北各地的日本军队和散居各地的日本侨民害怕遭受报复，一片惊慌，漫山遍野乱窜乱逃，不知所措。
此时的日本开拓团一般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因为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地处三江平原腹地的佳木斯、鹤岗等地的开拓团成员在断粮、疲劳和寒冷的袭击下，许多人选择了自杀。
1945年8月，黑龙江省方正县成为日本开拓团成员的聚集地。9月中旬，佳木斯附近的汤原、桦川、桦南几个县的开拓团团民集体步行前往牡丹江，想在此乘火车回国，但是牡丹江的火车已经中断，这些人又折返至方正县境内。
准备经阿城前往哈尔滨的一些开拓团团民走到方正县后再也没有气力往前走了，只好与先来这里的汤原、桦川开拓团团民汇合，在方正县伊汉通乡吉兴村原当地开拓团遗留的房子里暂时住下。
由于战后秩序混乱，一个月过去了，滞留在方正县的日本开拓团民仍然没有看到任何船只。这时，一场瘟疫伴随着严寒悄然向他们袭来，一批批人相继倒下。没有传染到瘟疫的人在严寒和饥饿的打击下，也纷纷死去。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双方政府开始着手为二战时期在华日本遗孤寻找血亲。大部分遗孤都回到了祖国，但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日本遗孤从中国带去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女很难融入日本主流社会。这些遗孤们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然而在他们的内心，这里却是一片陌生的土地。
2002年9月23日，600余名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战争遗孤组成原告团，在日本东京都大田区民会馆举行“残留孤儿国家赔偿诉讼原告团结成总会暨誓师大会”，正式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 自占领中国东北之后，“移民满洲”一直是日本军政两界以及民间舆论所热情讨论和期望的问题。1932年1月，关东军统治部在奉天召开“满蒙”法制及经济政策咨询会议，此次会议重点讨论了“移民满洲”问题。会后，关东军统治部制定了《移民方策案》、《日本人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这些方案的基本精神，是在10到15年的时间内，分别向中国东北移入武装的“屯田兵制移民”1万人和“国防移民”10万户；“屯田兵制移民”须优先选择“满洲”驻屯军退伍兵，把具有军队组织和纪律和屯田兵制移民作为“移民满洲”的尖兵。
1932年10月，在有“开拓团之父”之称的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的亲自策划之下，493名日本武装移民进驻牡丹江永川镇，第二年建成“弥荣”和“千翔”两村庄，成为入侵中国东北的第一个移民团。也是在这年10月，关东军正式出台了《对满移民的全面方针和移民计划案》。根据这个方案，移民团在中国东北的主要职能是：“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的现实势力，充实日满两国国防、维护满洲国治安，并建立以日本民族为指导，以谋求远东文化之成就”——也就是说，“移民团”负有巩固“国防”、维持治安、文化侵略等多重军事和政治功能。这一《对满移民的全面方针和移民计划案》，还将移民的具体方案定义为“特别农业移民”，方案规定：“特别农业移民是以退伍军人为主体，在警备上相当屯田兵制组织，具有充分的自卫能力。”换言之，移民团是一个准军事组织，是关东军的重要补充。
根据上述方案，1932至1936年期间，日本一共向东北进行了五次“实验移民”。有鉴于“实验”的成功，1936年8月25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宣布，将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决定向中国东北“二十年移民百万户”，即：“向满洲输送内地农业移民，以大概二十年迁入约百万户500万人为目标，其计算方法按每户农业移民的家庭人口为5人计算，计500万人。”
该计划自1937年开始实施。其“百万户移民”，又被分为“甲种移民”和“乙种移民”。所谓“甲种移民”，也称“集团移民”，指接受政府的优厚补助、并由政府直接受理的移民，被安置在宽裕的移住地，目的在于使之成为未来移民村的核心，移民的构成单位至少在200-3
“满洲开拓团”的性质，用日本军方的说法，是以人口增长完成“实力的培植”。军方认为，过去之所以没有实现对满洲的完全统治，其原因就在于：“没有采取增殖邦人手段而放任自流，导致无日本人实际势力存在的结果。……（如果）日俄战争后就积极移入众多邦人，这次满洲事变就不致于发生，即使发生也能兵不血刃地结束，因此，今后务必要把培植我之实力放在第一位”。其长远目的，则在于使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永久性地住上500万到1000万”。
“开拓团”的另一性质，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九·一八”之后，日本在满洲面临两大军事力量的威胁，其一是东北境内的抗联武装和土匪势力；其二是与之相邻且同样垂涎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尤其以后者之威胁最重。“开拓民”的大量移入，本就负有建造“活人堡垒”工程的使命。“百万户移民”，绝大部分部署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区和漫长的中苏边境地区。日本当局并以轻重之要，划分了国防三线地带——“国防第一线地带”位于中苏边境，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是“作为对苏防御、作战上的军事辅助者，以及关东军的协作力量”，“一旦有事之际作为关东军的后备兵力”，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了日本移民总数的五成；“国防第二线地带”针对的是东北境内的反日武装，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了移民总数的四成，其作用是配合关东军“镇压反满抗日武装部队”和维持“满洲国”的治安。“国防第三线地带”是指指政治、军事、经济、工业、交通重地，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分布最少，主要起到保卫要地和输送给养之责。 既然方正县为日本“满洲开拓团”立了碑，那么，自然需要进一步追问：“开拓团”在方正县留下了一段怎样的历史。
方正县老区建设促进会2005年出版的《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记载，自1939至1943年，日本共向方正县派出6个开拓团，总计1291户，4828人。这些“开拓民”在方正县干了些什么？笔者有幸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出版的《我的见证：200位亲历抗战者口述历史》一书中，读到了一位方正县老人对这段历史的口述回忆。
老人名叫刘安发，1914年生人，日本“开拓团”历史的亲历者，曾为日本“移民”做工。1947年参加解放军，参加了解放战争和广西剿匪，1953年因病复员回家。接受口述采访的时间，是2005年4月11日，采访地点，是在黑龙江省方正县吉利村。老人的口述回忆不长，全文照录于此，括号内则是笔者的补充说明：
“我们这个屯是老屯，日本人来前，“满洲国”政府叫我们把地照都交了。先是说收了重分，后来说是一饷给100块钱，其后，能闹10块就不错了。
（笔者注：通过“满洲国”间接抢掠，是“开拓团”夺取中国百姓土地的主要手段）
康德八年（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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