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光棍涌入贵阳寻找“闪婚新娘”，20万-40万元可领证：只要能生就行

“你愿意嫁给我吗？”

男人捧着一束鲜花，半跪在女人面前，围观的四五十人吆喝不断，争相拍照拍视频。在主持人慷慨激昂的祝福声中，女子接过鲜花，说了一声“愿意”，礼花开始炸响，两人轻轻拥抱。

这是他们相识的第5天。

男人来自江西高安，女人则来自贵州普定，在贵阳一家婚介公司的牵引下，两人跨越上千公里，签下闪婚协议，互许终生。

在这家占据了贵阳地标花果园双子塔整层面积的婚介公司，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求婚仪式。“这是今天签订的第7单。”公司管理人员王悦操着浓浓的安徽口音，宣称下辖20多家分公司数百名员工，“去年成交了上千对，凌晨1点还在加班签合同。”

这些说法虚虚实实，让外界雾里看花。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闪婚相亲市场热闹非常，有时晚上七八点也灯火通明，人头攒动。

相亲者以男性居多，他们大多来自福建、安徽、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农村，30岁以上，学历不高，收入一般，且不善与异性交往。在婚介公司的推动下，他们由父母和红娘陪同，不停涌入云贵川等西南地区寻找“闪婚新娘”。

而女性则大多30岁左右，除少量被闪婚主播从外省动员而来，多半来自贵州农村，家庭条件较差，无固定职业。她们有的20岁左右就结婚生子，后离异带娃；有的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历经挫折后，不甘在老家农村度过余生，期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离开大山。

而她们最被看重的条件，就是生育。尽管多份社会学研究均指出，“将生育作为婚姻的重要目的（针对男性而言）和衡量婚姻稳定的标准，与现代婚姻观念相去甚远”，但对许多前来相亲的男性客户来说，只要能生，相貌、年龄、学历、地域、婚育史等都不重要，甚至身体略有瑕疵也可。

按照流程，相亲成功的男子通常支付20万-40万元的高额婚介费和彩礼费后，就可将一位“闪婚新娘”带回老家，并完成婚检、领证、见家长等流程。从相亲到结婚，短则3天，长的也只需十来天。

有人称之为“先婚后爱”，也有人批判这是赤裸裸的“爱情买卖”，但在以贵阳为代表的西南地区，这一畸形的闪婚市场早已悄然壮大，不断吸引着潜在客户和从业者入局。

虽然目前对这一市场的规模、成交量、交易额尚无统计数据，但据业内人士估算，仅贵阳一地，从事闪婚业务的公司就有上百家。规模小的甚至在住宅楼内办公，大的则如前述婚介公司，可租下整层2000多平米空间，分设男、女嘉宾区和财务室、监察部、市场部、多媒体部等办公室，而其注册时间不足半年，注册资本仅5万元，且合同落款的公司名和对外挂牌展示的名称并不一致，良莠不齐的乱象亟待整治。

在老家浙江，陈薇见过不少30岁后不成家也不谈朋友的人，她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女的要求很高，彩礼动不动就十几万甚至几十万”。

她的儿子李涛今年36岁，身材微胖，看上去有些苍老，平常帮家里照管一个百货店，每月收入几千到上万元不等，由于不善言谈，一直未婚。陈薇称，到儿子这个年纪，如果再找不到媳妇，一家人都可能遭人看不起，因此她把希望寄托在贵州，“找个淳朴的媳妇，因为性价比更高”。

为此，她给浙江一家婚介公司支付了2万元介绍费，在两名工作人员和姐姐的陪同下，母子俩来到贵阳，又给当地的婚介公司转账十余万元，终于获得了相亲的机会。

女方比李涛小5岁，来自贵阳修文县乡下，在一个餐厅做服务员，离异后和女儿生活。陈薇一家人很满意，她们觉得，女方“吃苦耐劳还能生育”，很快敲定了这门婚事。

于是，李涛来贵阳相亲的第5天，两人仅见过两次面，就完成了婚检、办结婚证、签协议。第二天，一行五人就前往修文乡下，看望女方父母亲戚，并支付15万元彩礼。接下来，陈薇和姐姐将提前返回浙江，李涛留下来和女方相处几天后，再带着“新媳妇”和女儿前往浙江生活，户口也一并迁入。

像陈涛这样来贵阳寻找“闪婚新娘”的单身男人不在少数。

由于性别的挤压、地域的差异、经济条件的悬殊、结婚成本的高低等原因，加上多地婚介公司的强力推动，西南地区逐步形成了一个畸形的闪婚市场。

在这里，相比“婚姻”本身，爱情是最不必要的，地域、学历、工作、个人习惯、生活质量、三观家庭等因素也可让位，男女双方的急于求成和条件互补反而是最显见的决定因素——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写的那样，“男女双方只需要按照一定规则分工合作经营经济和生育即可”——而当地婚介公司则将其统称为“缘分”。

江苏常州的杨耀一家也想找到这样的“缘分”。当他发现，镇上邻居只花了两天时间，就从贵州带回一个“闪婚新娘”，还把求婚的视频拿给他看，他决定也带儿子去贵州相亲。

这趟远行，杨耀有着相当现实的考量。据他说，在常州，彩礼虽然多为20万左右，但结婚需要男方在城里买一套近百万元的房，但如在贵州闪婚，彩礼加介绍费一般只要30万左右，女方可去男方所在的乡镇居住，两相对比，可以节约几十万。而且在他看来，贵州女人吃苦耐劳，可以和儿子创建自己的小家。

“我儿子没有结过婚，想找一个未婚的，至少是短婚没小孩的。”但三天下来，婚介公司安排的8个相亲对象都没有合适的，她们或离异带小孩，或“条件不入眼”，在杨耀看来，找儿媳妇也不能比邻居家差。

如今，单身男女数量攀上新高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3年中国单身人数已达2.5亿，其中35岁以上“男光棍”数量将破亿，26岁以上未婚女子也超一亿，占适龄婚育女性的60%以上。失衡的性别比例，将许多亟待结婚的大龄“男光棍”推向西南地区的闪婚市场。

多家公司员工透露，这些男人大多来自农村，学历不高，收入一般，且性格内向，不善言谈。相亲面对异性时，有的枯坐在椅子上一言未发，还有的会脸红，不断搓手，甚至发抖，平时通过微信和异性交流，也是说了几句就找不到话题了。相比个人表达，他们更依赖于由家族长辈代言。

记者以单身女性的名义和一位男子相亲时，对方自我介绍时就显得非常紧张，说话全靠旁边的母亲和几名“红娘”不断提示补充，称婆婆好相处，且已备好结婚首饰。

谈及婚史时，男子吞吞吐吐，经反复询问才透露，今年春节，他刚从贵州娶过一位“闪婚新娘”，但回家后，女方不愿意同房，于是退还了彩礼和金银首饰，仅一个月便“闪离”。而之前“红娘”介绍说的结婚首饰，很大可能就是上一位“闪婚新娘”退还的。

针对大龄“男光棍”的婚恋问题，近年多地都出台了鼓励政策。

如2023年，陕西宝鸡相家庄村发布文件显示，凡给该村男性未婚青年介绍配偶并结婚的红娘，村委会将给予1000元介绍费，该办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试行三年。同年据媒体报道，河南武陟乔庄村拟每年拿出2万元奖励红娘，“每撮合一对成亲结婚，奖励牵线人1000元”。记者检索发现，广东、湖北等基层组织也有类似激励政策。

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婚介机构从传统的同城相亲，逐渐向主营闪婚业务转向，他们互相交流，资源共享，共同谋利，悄然演化成如今的西南闪婚市场。尽管尚无统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