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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朝历代国学大师有哪些人
一． 汉代国学大师
1.司马迁：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创始人
司马迁（前145－前86），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史学家，出身累世史官之家，20岁时开始游历祖国各地，考察了许多历史古迹，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为以后《史记》的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为西汉太史令，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撰写《史记》。其著史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当他撰写《史记》时，天汉二年，因替李陵辩护，被处以腐刑。他忍受屈辱，在狱中发奋著述，终于完成了不朽著作《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卷。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结构周详的纪传体通史著作。他所创造的纪传体史书体裁，成为此后2000年编写历代正史的典范。其书内容广泛，略远详近，除了记述政治、军事、经济等外，还涉及天文、历法、礼乐、地理、思想文化、少数民族等情况，真实全面反映了数千年的历史面貌。并且开创了“论从史出”的治史方法，提倡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撰写历史著作。
《史记》贯通文史，实现了史学与文学的高度统一，奠定了我国古代历史文学特别是传记文学的坚实基础。《史记》不仅被奉为“二十四史”之首，而且被鲁迅先生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更是成为历代史家的典范。
2.许慎：中国古文字学的奠基人
许慎（约58－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东汉著名文字学家、经学家。年轻时师从古文经学大师贾逵，博览群书，当时经学大师马融赞他“五经无双许叔重”，官至太尉南阁祭酒。
自汉字创始至西汉，文字在形体、音韵、字意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前虽有李斯《仓颉篇》等书记录文字，但没有解释文字含义的著作。当时今文经学盛行，许多儒生以隶书的字形随意解释字意，与文字本意不合。许慎认为，只有准确解释了字形字意，才能正确领会经书的内容，为此，创作了《说文解字》。
《说文》收录9300余字，异体字1100余字。编撰的体例，是“分别部居”“据形系联”。收录的文字以小篆为主，同时把古文附录其中，然后再把全部文字按照部首加以分类。分出汉字的偏旁部首是许慎的首创，以后的中国字典，绝大多数采用这种方法。
该书运用了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的六书理论，分析汉字的字形字意，并且在分析形声、假借以及注明音读时又涉及字音，从而在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都有贡献。至今仍是我们阅读整理古书尤其是先秦、秦汉典籍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又是研究篆书以前的汉字字体的中介。
3.郑玄：遍注群经、融合今古文经学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先师从著名经学博士第五元先，后师从张恭祖。于是，他既熟悉了今文经学，又熟悉了古文经学，后又拜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马融为师。
东汉时，今古文经学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每一经都有不同的流派，称为“师法”，又有数家经师，称为“家法”，令后学者无所适从。郑玄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而是打破狭隘的古今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以渊博的知识遍注群经。他精通训诂、校勘，对群书进行考辩，以审定真伪。郑玄注经，开创性制定出系列的校勘原则，发展了校勘学，把训诂、考据与阐释义理很好的结合起来，成为注经的典范。郑玄的经学使得今古文融为一体，独创了新的学派——郑学。郑学的出现，使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变化，经学进入了“统一时代”。
二． 宋元国学大师
1. 郑樵：又通又专的大师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著名的文献学家。他立志读
《通志》是一部“通百家之学”、“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纪传体通史，全书二百卷，分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零八卷，载记八卷，四夷传七卷，世谱、年谱四卷，二十略五十二卷，约六百万字，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二十略》。郑樵对《二十略》颇为自负；章学诚也对其推崇备至。
《二十略》是郑樵用功最深、成就最大、创新性最多的部分，在考据学、目录学、编撰学、辨伪学、文字学、音韵学上都有独立见解。如《地理略》深入探讨政治地理与自然地理的关系，总结出行政区划服从于山川形势的规律，抓住了研究历史地理的一条总纲，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代考据学家戴震的地理学说即与此有关。
郑樵是一个山林儒士，以己之力，毕其一生，融会天下学术而自成一家之言，著述千余卷，为古代国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 朱熹：发展国学的理性内核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晚号晦翁，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朱熹历经南宋四朝，为官时间很短，一生主要精力集中于学术的研讨、传授和著述。朱熹早年经常涉猎佛道学说，后又专心于儒学的研究。他是程颢、程颐“洛学”的集大成者，后世合称程朱学派。因他侨居于福建，并长期在此讲学，故朱熹之学又称“闽学”。
朱熹把“天理”视为其思想体系的内核，认为“理”的总体或最高境界是“太极”。他把理和太极看做宇宙的本源、万物的主宰；同时，把理看做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源泉，一切封建秩序和伦理道德，都是理在人间的表现。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他把天理、人欲之辩应用于人类社会，形成了“王霸”之辩的历史观。
作为学术大师，朱熹对大量的儒家经典进行过整理和义理阐释，对周敦颐以来的宋学、理学诸家的主要思想资料也进行了研究和整理，为后人探讨宋学、理学提供了方便。朱熹的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著作《四书章句集注》在明清时成为读书人启蒙的必读之书，与五经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其他主要著作有《伊洛渊源录》等。
3. 马端临：通释古代典章制度
马端临（1254—1323），字贵舆，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马端临早年师从朱熹学派的曹泾，深受其影响，宋亡，隐居不仕，历二十余年专心著述《文献通考》。后迫于元朝的压力，出任慈山、柯山书院院长等职。
马端临早年就有志于“缀辑”，准备撰写历史巨著，因此，注重学问的积累和材料的收集整理。他认为史学家应当有“会通”的观点，应当成为融会贯通古今“典章经制”与“理乱兴衰”的“通儒”，认为只有通史才能反映朝代更替的历史规律，因此，他特别推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等，而不满《汉书》。他以《通典》为蓝本，积二十余年之功，重修了一部记述我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取名《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包括二十四门，三百八十四卷，其中十九门仿《通典》。其余五门全部由他收集新材料写成。
《文献通考》除了记述了上至黄帝下迄宋宁宗的重要政治、经济改革外，为了抒发亡国之痛，对宋代的典章制度记述最详尽、用功最深，对历代王朝盛衰的原因论述也较详。《文献通考》后，出现了不少续作，如明代的《续文献通考》等，可见其影响之大。
三． 明清国学大师
1． 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因故居有座园林名“亭林”，故后世称他为亭林先生，是明清之际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的杰出学者。
顾炎武早年就确立了经世致用的学术志向。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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